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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管理年

時時處處 繃緊守護健康這根弦 [李 哲]

發布日期:2014-08-15 字號調整 14px 浏覽次數( )

 


“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微之處,才能讓疾病無所遁形。”陳蕾(左)說。王永剛攝



  醫生穿上白大褂出現在醫院裏,治病救人便是責無旁貸。離開醫院,融入社會,醫生也在扮演著健康守護者的角色。當今的社會環境、醫患關系以及生存壓力,讓一些醫生在醫療活動中被迫選擇不求有功,但求無過。卻也有更多的醫生,時時處處保持著職業的敏感,堅守著對生命的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編  者
 
  高速路上的“跟蹤者”
  今年42歲的宋師傅最近在高速路上開車時遇到了這樣一件怪事:一位陌生男子駕車“跟蹤”了他整整一個小時,最後還追上他,提醒他很可能患上了嚴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。陌生男子把自己的電話寫下來留給宋師傅,勸說他一定要到醫院做檢查。
  回到家,宋師傅跟妻子提起這件事,妻子一下就緊張起來了:的確,他最近打呼噜越來越厲害,簡直吵得人無法入睡。夫妻倆一同來到天津市人民醫院,一問才知道,“跟蹤”宋師傅的竟然是一位大專家——天津市鼾症診療中心主任劉吉祥。
  坐在診桌前,劉吉祥告訴宋師傅,他在高速路上第一個路口等候時,宋師傅的車就停在他前方。由于路況稍堵,他們一起等候了五六分鍾的樣子。然後,前面的車都啓動了,宋師傅卻紋絲不動。劉吉祥在後面按喇叭,過了好一會車才開動起來。在之後的行駛過程中,劉吉祥發現只要有一個稍長時間的紅綠燈,宋師傅的車就反應遲鈍。他懷疑,車裏的司機正在打瞌睡。後來,趕上一段較長的堵車時間,劉吉祥開門下車走到前車跟前,仔細觀察熟睡中的宋師傅,發現他鼾聲如雷,睡眠時呼吸不均勻,時斷時續;睡覺時舌頭吐在外面,脖子粗,腰圍粗,是個典型的鼾症病人體態。于是,他敲開了宋師傅的車窗。
  夜間睡眠監測顯示,宋師傅每小時呼吸暫停達56次,夜間平均血氧飽和度爲81%,屬于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,並伴有重度低氧血症,非常危險。如今手術後,宋師傅覺得喘氣和睡眠都痛快多了,心裏非常感激這位愛管閑事的大專家。
  對劉吉祥來說,這些年在馬路上“逮”著過多少鼾症病人,他自己都記不清了。他說,只要發現對方疑似鼾症病人,無論是在馬路上還是飯店裏,他都會一路尾隨仔細觀察,然後找機會上前講清這種疾病對個人及社會的危害,最後留下自己的名片,方便病人聯系。


  幼兒園的“問題兒童”
  天津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陳蕾的女兒正在上幼兒園。前些天,小女孩一回家就告訴媽媽,班裏新來了一位小朋友,每天都不停地跑動、不睡午覺、不聽老師的話,還搶其他小朋友的東西。小女孩一邊說著,一邊模仿起這位新同學的幾個面部動作。
  女兒的話勾起了陳蕾的職業敏感,她追問起這個孩子的其他一些細節,然後立刻把電話打給了幼兒園的老師,建議家長帶孩子到醫院看看。老師將陳蕾的意見轉達給了孩子的家長,家長卻解釋說,孩子從4歲開始出現這種情況,曾經帶他去看過醫生,說是好動,等長大了就好了。
  陳蕾沒有就此罷手,又問這個孩子的家長:“這兩年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,有沒有發現好一點的迹象?”對方回答:“不但沒有好,孩子語言中還出現了穢語。這些穢語我們從沒說過,也不知道他是怎麽學來的。”
  陳蕾告訴這位家長自己做過這方面的研究,並將孩子約到了醫院。經過檢查,確診孩子所患疾病並非多動症,而是一種運動障礙疾病——抽動症,需要及時給予行爲治療和藥物幹預,否則可能陪伴孩子終身。
  記者了解到,這種疾病發病原因不清,影像學上沒有異常表現,全憑患者的臨床表現和醫生的經驗來作診斷。陳蕾一再呼籲,家長和老師要是發現孩子的這些症狀,一定要及早就醫。
  “談到對醫生這個職業的理解,我覺得它意味著一種終身的、全天候的責任。不僅僅坐到診桌前是看病,醫生時時處處都要繃緊守護公衆健康的弦。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微之處,才能讓疾病無所遁形。”陳蕾說。


  醫生召集的“家屬洽談會”
  患者李桂雲有點納悶:別的醫院醫生問病史,多問腹瀉幾年、肚子疼否,然後拿以前的病曆看看,也就幾分鍾的事;但天津市人民醫院肛腸科醫生接診,更像是與一位親近的長者唠家常。醫生不僅把李女士的發病情況問了個底朝天,還詳細詢問了她成長的過程、從事的工作、父母的狀況。得知她父親死于結腸癌,醫生又連珠炮地問起了家裏的飲食習慣、夫妻感情好不好、孩子學習成績怎麽樣等,足足聊了20多分鍾。
  李女士是發現直腸癌後來做手術的,但手術後,肛腸外科專家張偉華卻召集她的兄弟姐妹等直系親屬開了一個“小會”,動員她的親屬都積極進行篩查。結果,李女士的兩個兄弟均發現消化道息肉,也就是癌前病變。李桂雲動情地對記者說:“我們這一家人的健康,得益于醫生認真調研、刨根問底地問病史、不厭其煩地講授科普知識。”
  張偉華介紹說,大腸癌具有很高的遺傳幾率,一人患癌,其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均可視爲高危人群。他的患者中有一位宋女士,查出直腸癌時年僅38歲。在治療過程中,他發現宋女士一家的飲食習慣不合理,便找宋女士的丈夫談了一次話,提示夫妻二人長期在一起生活,可能會有同樣的致病因素,因此建議他也做個腸鏡。
  宋女士的丈夫覺得夫妻沒有血緣關系,癌症又不傳染,沒把張偉華的囑咐放在心上。今年3月,他出現連續腹瀉,張偉華硬是逼著他接受了檢查,結果發現了低位直腸癌,做了腫瘤和肛門切除手術。此事讓張偉華久久不能釋懷,他痛心地說:“醫生除了盡量爲患者看好病,還希望能讓更多人不得病。在引導病人及家屬樹立正確的健康理念上多花點時間,與爲他們治療、手術一樣重要,而且意義更大。”
 
 
  專家點評
  拾起弱化了的社會責任
  唐  健


  嘈雜的超市裏,一對夫妻懷抱剛出生兩周的嬰兒等著結賬。小寶寶燦爛的笑容迅速感染了排隊結賬的隊伍,夫妻倆的臉上也蕩漾出幸福與自豪。突然,一個人不知趣地打破了這個和諧的場景。只見他面色凝重地告訴這對夫妻,剛兩周的新生兒不應該有這種笑容,這很可能是腫物壓迫顱內神經造成的表情,建議他們盡快帶孩子到醫院做檢查。人們一時感到錯愕、惶惑甚至惱怒,但最終還是理性地讓這對夫妻帶孩子上醫院。當然,結果不幸被那位醫生言中。
  在人群熙攘的大街上,一個人剛剛還談笑風生,突然就捂住胸口,接著便癱倒在地,昏迷不醒。此時,專業的救護人員還無法立即趕到,周圍好心的人們開始焦急地喊道:“這裏有沒有醫生啊?”話音未落,一雙有力的大手便撥開圍攏的人群,同時還傳來一陣沉穩而堅毅的聲音:“我是醫生,這裏交給我來處理吧!”最終,患者轉危爲安,而人群也總是會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與不絕于耳的贊歎。
  這樣的橋段在醫療劇中一再出現。醫生的診斷和治療能力,被編劇和導演渲染得淋漓盡致。他們敏銳地捕捉到我們對生命脆弱、惡疾無情的不安與焦慮,因此寄希望于扶危濟難的醫生能隨時挺身而出。這種憧憬無可厚非,但如果拿出現實的標尺,就會發現很多棘手的問題。例如,面對危急情況,醫生是否有充分的道德義務站出來,亮明自己的身份並開展診治?如果醫生主動進行了救治,誰來確認他有足夠的能力勝任?如果醫生此時見死不救或視若無睹,事後一旦被查出,是否要被追究法律責任?這些問題的提出,其實映射出醫學倫理學從傳統向現代發展的種種糾結。
  現代社會典型的醫患關系是從患者挂號(預約)且醫生接診開始的,二者由此步入一種類似契約型的關系。這種醫患關系有較嚴密的技術手段以及倫理法律規範來保障。在這裏,醫生的責任首先體現爲職業責任,社會責任相比是次級的,雖然二者都有利他性。一般情形下,社會責任不能僭越職業責任。如果二者發生了沖突,職業責任是要優先實現的,就像在社會事件中需要爲艾滋病患者保密一樣。當然也有例外。在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中,或當患者個人的利益與整個社會利益發生嚴重沖突時,人們對醫生實現其社會責任會有較高的期望。
  職業責任是需要在職業行爲中實現的,即要在特定的時間、地點、環境中發生,接受特定的保障和監督。如果超出了這個範疇,醫生的行爲就不再具有完全的職業屬性,醫生的角色也從職業人轉變爲有醫療勝任能力的“公民”。此時,對醫生的責任要求也會降低,但仍高于普通公民。如果醫生對非職業條件下出現的醫療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,是可以獲得基本的倫理辯護的。然而,社會也許會從道義上表達失望。
  當今的社會環境、醫患關系以及生存壓力,讓一些醫生被迫選擇不求有功,但求無過。值得欣慰的是,現實中仍有很多醫生在脫下白大褂後,依然保持著職業的敏感與對生命的責任心。當醫生主動擔當更多的社會責任時,我們期待社會在道義和制度上予以保障。這裏所說的制度保障,可以借鑒國外關于《好撒瑪利亞人法》的經驗。這部法律對施救者進行緊急醫療搶救中出現的失誤,一般給予責任上的赦免,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後沒有後顧之憂。              (作者系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倫理學教研室博士研究生)